上回說到聽障群體中，口語族的存在。（上回：原來TA們是這樣的聽障口語族（上）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 “不打手語的聾人”？他們明明與“健全人”就差在那點聽力上，他們的困難在什么地方？
聽障口語族的形成
首先解釋一下我國聽障口語族形成的醫學和康復學背景。近三十年來隨著國家對聽力殘障康復的逐漸重視，“早發現、早干預、早康復”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我國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聽力殘障救助體系。對于聽障兒童實施搶救性康復，可以讓一個孩子乃至一個家庭有一個不同的未來。
這樣，越來越多的先天性聽損的孩子，在學語期，能夠通過助聽器或人工耳蝸聆聽到外界聲音，沒有錯過聽覺刺激，使得他們的大腦能夠及時發育出獲取聲音信息和發展有聲語言的能力。這種使用有聲語言的能力，使得他們相對容易融入聽常人為主體的主流社會。這些早期案例，也鼓勵著越來越多的聽障嬰幼兒家長，在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現單純聽力問題時，有一個學習手語之外的選項，就是憑借助聽器、人工耳蝸等輔具，進行聽覺和語言康復訓練，幫助孩子用另外一個方法融入社會。
同時，隨著社會發展的壓力增大和人類生理原因，一部分成年人也可能遇到突聾、老年性耳聾的現象，成為聽障人士，原本的生活中就沒有手語，也慢慢接受了出現聽力損失后及時選配助聽器的觀念，也成為聽障口語族的組成部分。
從語言學習的角度看，訓練聾兒學習有聲語言，可以做到，但是確實艱難。漢語語音中有很多聲音分布在中高頻，而高頻部分聽力受損的孩子，感知不到這些聲音，只能通過父母和老師粗糙的講解來觀看、觸摸、感受、模擬這些缺失的語音。走上口語康復之這條漫長而孤獨的隧道的聽障者，要在千千萬萬敲擊著耳膜刮擦著腦仁奔馳翻滾呼嘯而過的堅硬而粗糙的聲音碎片中，努力觸碰到，那一片輕盈透明的蝴蝶翅膀。
他們的口型可能會夸張，音調可能會變形，語速或許快到好比駕車，又可能艱澀到如同爬山，說話的節奏平平一片仿佛不知抑揚頓挫為何物，平翹舌有時不分家，發“烏”好像含著一口水，讀“一”好像被吞掉了。他們有時候被提醒“大舌頭”，有時候被懷疑為“外國人”，有時候被訓斥“說話態度要端正”。
其實，言語病理學專家將這種現象命名為“病理腔調”，這是由于聽覺或發聲器官功能受損，導致發聲人的語音出現扭曲。要知道，他們在助聽設備里聽到的聲音絕非人耳聽到的辨識度那樣高的聲音，而是很模糊、混亂以及清晰聲響的交纏錯雜的聲音，仿佛在閱讀復印質量參差不齊的文稿，有的筆畫干凈，有的地方是重影，有的墨色淡若無物，有的關鍵部分是空白，有的甩下了一大團墨塊。聽障口語族要讓大腦校正所聽到的不完備的語音，還要盡可能準確地模仿學到的正確語音，其艱難可想而知。
總而言之，有的人由于原生家庭就是那樣，學習口語是最自然的選擇；有的人是生命中途出現聽力損失，咬緊牙關也要走下去。這樣的人越來越多，“聽障口語族”的概念就慢慢浮出了水面：他們可以聽到一部分聲音，可是助聽設備卻不能像眼鏡的那樣讓近視人士看東西仍然可以遠近自若；雖然他們能使用口語，可是對語言的掌握卻可能千差萬別。
聽障口語族頭頂上的玻璃天花板
聽障口語族即使能突破聽能康復和口語習得的重重迷霧，還可能迎頭撞上社會大環境的玻璃天花板。這堵天花板看不見，但是摸得著，它從我們的心里一直延伸到更遠的地方：
第一，口語族自身定位游移不定，身份認同模糊不清
絕大多數口語族認為“聾”只是針對完全失聰，沒有口語交流能力的人。而他們自己能說話，能聽見一些聲音，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和那些打手語的“聾人”不是一類人。同時，部分手語族也從“聾”的另一個側面來解釋，認為“聾”意味著一定要會使用手語，不會手語的那些口語族，也非我族類。這樣，兩者就很難溝通和交流到一起，這是聽力殘疾人群內部的身份認同矛盾。
此外，在和一些朋友交流的過程中，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觀點，就是大部分聽障口語族“不認為自己是聾人”。這種看似“身殘志堅”的心態，使得我們很多成年聽障者和一些聽障家長，拒絕這方面的身份認同，甚至否認“聽力殘疾”帶來的障礙。他們會從其他方面，比如學習不夠努力，工作不夠認真，專業水平達不到碾壓聽常人級別，情商不夠高，不懂察言觀色，缺乏溝通技巧等等來驅策自己。以上種種，本質上是“唯個人能力論”，雖然從康復角度來說有一定可取之處，不把自己當作殘疾人，才愿意努力突破障礙和自身極限。但是，將口語族在人生發展中遇到的種種障礙完全歸因于個體和家庭“不夠好”，忽視了政府和社會在殘障問題中應當負起的責任。這是殘障觀念仍然停留在慈善模式和醫療模式導致的身份認同障礙。
第二，受制于“聽障污名化”這一社會觀念帶來的壓迫
近年來，助聽器的體積越做越小，功能也越來越強大。部分中輕度的口語族在助聽器的幫助下，可以很好地隱藏自己的助聽輔具。這一部分聽障者又出于自我保護心理，在談話中，不敢向別人公開自己的聽力問題。然而在具有挑戰性的聆聽環境如噪音、遠距離下，會因為聽力補償不足，導致信息缺失或判斷失誤，從而讓溝通效果打了折扣。產生了溝通障礙后，其他對話者就自然而然把那些打岔、錯聽行為，歸罪于對話中的另一方——聽障者，認為對方智商不在線、情商太低、溝通態度不佳等，強行讓聽障者承擔溝通失敗的責任。一些聽常人還由此產生了“聽障都無法正常溝通”的刻板印象，并且擴散到其他聽障者身上。這是聽障者主動遮掩聽損問題，以致溝通鏈條破損，從而形成的社交障礙。
和中輕度聽損的口語族不同，我身為重度聽損口語族，倒從來不去刻意掩藏自身的聽力問題。尷尬而無奈的是，大多數情況下，我還沒來得及解釋，別人就已經給我打上了標簽：“看！這人架子太大，太高冷，不好接觸！”或者：“我的話難道他沒明白嗎？他不是能聽見嗎？怎么沒反應？”我還要花很多時間來額外“洗白”。這是已有的社會觀念不了解聽力損失，聽障者被迫背鍋，因而造成的社交障礙。
第三，社會支持溝通無障礙的方式過于單一
一提起適配聽障者需求的信息無障礙，絕大多數聽常人或者其他身障者可能第一反應是“手語”。我也被多次詢問：“你會不會手語？”一開始我也會覺得有些窘迫，因為我確實不精通手語。并不是看不起手語，而是我的大部分生活和工作中都用不上，語言技能用進廢退，如果不經常使用一定會被遺忘。同時，我接觸的相當一部分口語族甚至對手語很反感，認為手語的公眾形象過于顯眼，擋住了他們的機會。認為聽障者要么只使用手語溝通，手語是所有聽障者的通用語；要么他們可以通過助聽器補償到和聽常人一樣，不需要任何輔助；這兩種觀念都太極端，已經不符合時代發展現況。
其實無障礙溝通的合理輔助渠道，實際上豐富多元，遠遠不止于手語翻譯。一方面是助聽輔具技術（包括助聽器、人工耳蝸、絡學筆等拾音外掛、云塔等聲場優化設備）的進化和推廣，增強語音，優化聲場。例如在美國和英國，助聽器和人工耳蝸可以享受保險，覆蓋群體不止于兒童；在澳大利亞，政府出面支付并推動公立學校為聽障學童配備最新技術的拾音輔具。而國內助聽器價格居高不下，款式落后于國外市場，人工耳蝸手術補貼只覆蓋了0-6歲兒童，對成年人沒有任何補貼政策，部分公立學校教職工不配合聽障學生使用拾音外掛。另一方面是人工速錄服務或人工智能語音轉寫服務的廣泛應用，利用全面細致的文本信息補齊聽障者僅靠聽覺獲取信息的短板。例如在美國高校，校方會為提出申請的聽障學生配備各種課程包括討論班的速錄服務。而在我國，只有各級殘聯工作會議和部分企業會議上，才有機會見到速錄員低頭錄入的身影。人工智能語音轉寫服務興起非常晚，距離進入實際應用和滿足聽障人群需求，還有一段距離。
那么針對這三類問題會帶來什么樣的困擾，聽障口語族該怎么辦？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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