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木家具年代的鑒定與鑒別紅木家具生產的產地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經常會發現，在不同的產地，既有不同的品種，不同的工藝手法，又有許多產品在相互影響中流傳和發展，細加推敲，可以找出許多有利于我們鑒別制造產地和年代的規律性的東西，作為斷代的又一個依據。
中國古代家具的地域性特點強，導致它的分類只能按地區劃分。就目前所知，南方有江浙一帶以蘇州為中心的蘇作，寧波地區的甬作，溫州地區的甌作，福建地區的閩作，廣東、廣西地區的廣作；北方則有山西地區的晉作，河北地區(包括京津)的冀作，山東地區的魯作，陜西地區的陜作，還有內地四川的川作等等。這些都形成流派，它們在制作原則下發揮地域文化的特點，形成了可以剝離開的流派。經濟發展是家具發展的前提。哪個地區經濟發達，家具制作業就隨之發達，原因是國人喜好置房，置房后又喜好置家，家庭布置是靠家具烘托氣氛的，家庭財富的體現除去房子就是家具，這就是中國古代家具為什么能夠顯示主人身份的緣由。
中國古代家具使用的良材大部分需要進口，廣州口岸得天獨厚，木材貿易的發達促使廣州家具制造業也發達。廣作家具的特點是用料壯碩，毫不吝惜材料，比如板芯，廣作家具明顯比蘇作家具要厚，所以許多保留至今的廣作家具面板少有開裂。家具用材上，廣作家具講究四面見鋸，翻過身來，少有扒棱現象。“扒棱”是指用材在隱蔽處留有表皮層，在外露的地方顯現芯料，從斷面上看呈三角形。這是一種省料的辦法。廣作講究整板多，拼板少；大料挖缺多，小料拼攢少，這些特點構成了廣作家具施工手法，形成了豪華的風格，以表現豪華闊綽為內容，成為廣作家具的精神核心。
廣式家具在不同歷史時期也表現出許多相應的形式特征，成為廣式斷代依據的重要構成因素。例如俗稱“鴨尾式”的尖兜鉤，為清代后期的一種變體式樣。這一形式來源于傳統的兜接做法。清代中期多做方鉤，后方鉤改為尖角，方角改為圓角，家具造型也因此顯得更加空靈輕便。再如，許多廣式椅子靠背不直接與椅盤相連，在兩后腿間往往設立橫檔，或高或低，結構和造法與蘇式椅子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也是不同時期形式變化中的一個特征，可以作為確切的斷代依據。
蘇作家具則與之相反，省料為施工原則，凡蘇作家具一定精打細算，能省則省，絕不浪費。“蘇式”的許多傳統品種在接受“廣式”影響的過程中，先著眼于裝飾，表現出許多與蘇式傳統不很協調的裝飾手法，從而使蘇式家具打上了廣式的印記。這類家具主要在清代的中期。那些廣式形制的蘇作家具，在外形上已漸漸廣式化或西洋化，僅僅在做工上還表現出蘇式特色的，一般是清代晚期家具。其中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整體造型式樣的廣式化，另一種是精致繁瑣的裝飾。具體特征如美化家具的束腰，有采用鏤空盤線腳的，有嵌黃楊木條的，又有加工裝飾線腳同時增設精細疊剎的。又如牙條裝飾部件的變體攉腳檔，結子雕刻的寫實性變化等等，在清代中葉的蘇式家具上往往相當突出。另外，蘇作家具多鑲癭水面板，而面框的做法又多做內圓角，面板多做鑲平面，幾乎不做落堂面；凡落堂面則多起堆肚，堆肚四角也與面框交角一樣都起圓角。這些在清代中晚期的家具中都有許多典型的實例。另外，在蘇式家具中最多的是各式各樣的橋梁檔，這種中間外凸、兩旁凹下的造型和做法還用作椅子的搭腦。到清代中晚期，椅子座面的前挺也做成這種形狀，而且從上到下形成一種定式，民間俗稱“馬鞍式”，成為蘇作清式椅子一種獨特的造型。這可能因為廣式框檔多所謂“鯉魚肚”，而蘇式椅子的傳統形式方正，為了學習廣式的變化，故反其道而行之，以求標新立異所致。
多年以來，國人一直認為中國古代硬木家具的主要產地為蘇州、廣州兩地，尤其黃花梨家具好像除蘇州外沒有其他地區制作。蘇廣兩作的確為硬木良材宗產地，而且聲名遠播。但其他富裕地區也不會坐等，商業的法則促使中國古代家具的制造業蓬勃發展。都有的作品存世，證明了清代家具生產的普遍性。
北京為元明清三代都城，達官貴人、巨商富賈云集，硬木家具需求量極大，僅憑蘇廣地區供應尚無法滿足各類人士需求，清朝宮廷內設置木器作坊，調蘇廣家具制作高手進京，進入大內獻藝。當然宮廷家具以紫檀、黃花梨木為主，少有紅木。但京城顯貴們要附庸風雅，蘇廣兩地的能工巧匠們不可能都進入大內，所以京作家具以融蘇廣兩作特點著稱，凡長處盡可能利用。如一對紅木攢拐子禪椅屬少見品種，應為大戶人家訂制，尺寸較大，無管腳棖，靠背矮扶手短，式樣奇特。這類禪椅原為參禪打坐之用，進深較一般椅子深，如不盤腿坐于椅上，腰則不能靠于椅背。沖出搭腦的靠背板正好頂住腰部，十分舒適。椅子牙板兩側和正面紋飾一樣，起陽線拐子，背面則刻陰線拐子，制作手法略有差異，表明設計者的正反意識清晰。禪椅在古代家具中是極少品種，很可能置于大戶人家佛堂中，參禪打坐，足見主人心誠。京作紅木家具，有部分仿宮廷紫檀做工的，這種追求一方面滿足個人虛榮的心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工匠高超的技巧。北京在皇宮的影響下，尤其王爺府內的家具，無不以追求宮廷風范為尚。我們把京作宮廷做工的家具，稱為“貢作”，與一般京作還是存在差異。
閩作，來自福建。以前對這一地區的古家具沒有研究，近年由于商人的深入，黃花梨、紅木等明清家具時有發現，大條案、供桌等等。閩作硬木家具的特點是比例高，用料大，有不協調之感。原因可能是福建潮濕，家具高些防潮性能好；還有一個原因，福建沿海或山區民風古樸，督信佛教，家具用于供奉的多，因而高大。高大才能顯得莊重，心靈就能得以安慰。這樣的新課題是前人從未注意到的，沒有任何研究記載，今天提出，也是說明中國古代家具文化深奧博大，可供研究的課題非常之多，每一代研究者都能找到新的研究對象。閩作家具除去較素一類受蘇作家具影響，其余也以施金漆為主。其家具造型夸張，多少給人舞臺戲劇用道具之感。這一點與福建民居建筑有異曲同工之處，閩作家具在客家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熱烈華麗的風格。
中國鄉村家具中的杰出代表，以長江為界，南方首推蘇州地區做工家具(簡稱蘇作)，北方則以山西地區做工家具(簡稱晉作)為首。這南北兩派的風格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國鄉村家具的整體風貌，體現出由明至清漫長的演變過程。中國鄉村家具以蘇晉兩作為代表決非偶然，它的杰出成就充分反映在它的實用美學意義上，其作工手法純熟，整體設計完善，是其他地區家具無法比擬的。它的杰出成就已得到世界公認，歐美一些著名博物館均有收藏，在私人收藏家中亦倍受青睞。由于山西歷史上商賈輩出，富甲一方，導致家具生產水平極高。許多明式和清式的晉作家具作為中國古典家具之典范應該說當之無愧。晉作家具中，晉南、晉中、晉北存在差異，以河東地區做工。另外，晉作另有漆家具一類，工藝亦登峰造極，美不勝收。相比之下，冀作家具就顯得有些土氣，拙笨實用是其特點。河北地區，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鄉村家具，以平面直角交代為多，銅飾件也以圓或方為主，少有變化，反映出北方人不擅言談，思維直向、四平八穩的淳樸民風。
山東地區的魯作家具與山東人的性格一樣，豪爽大氣。魯作家具用料粗壯，體積碩大。魯作家具在正面處理上與晉作家具大同小異，但往往在背面底部等觀察不到的地方處理得明顯草率。仔細推敲，也能找到魯作家具不成熟的地方。
甬作家具。寧波為港口，接受外來思想頻繁，影響極大。甬作家具在鑲嵌工藝上獨樹一幟。高檔的以象牙，次之的以獸骨、黃楊為材料，在家具的表面大量的，不厭其煩地鑲嵌出山水、花鳥、走獸、人物等圖案，許多畫面精細得令人嘆為觀止。甬作家具一般來說，常把名貴木材用在正面，在同一家具亦由實用多種木材，如用花梨木為框，紅木為板芯，烏木鑲牙條，本地木用于兩側及后背等。甬作家具講究正面，常忽略兩側。
同為港口的溫州，與前者有所不同。甌作家具的特點是在雕工處多施以金漆，對能夠折射光的物質尤為傾心，諸如玻璃、螺鈿等，研碎后加灰涂于家具表面，使之有閃光熠熠之感，同時還將加彩玻璃鑲嵌于主要裝飾面上，起畫龍點睛作用。甌作家具因大量髹漆，故少有使用優良木材。
多年來，各地的家具保持著自己獨有的特征。文人是社會標尺的制定者。就家具而言，他們會不停地對家具制作者提出要求，以自己的審美不厭其煩地修正工匠的不足之處，使之完美起來。中國古代家具就是在這種近乎苛求的社會氛圍中頑強地發展起來，摒棄糟粕，汲取精華，奠定了古典中國鄉村家具在世界家具史上的崇高地位。
紅木家具的斷代，結合明式和清式家具斷代，包括京式、寧式和海式等等，在許多方面相互補充，相互借鑒，通過互相比較，在看到共性特征的同時，找出它們的區別和個性特征來，就能幫助我們找到滿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