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先從旋轉門計劃說起。
1790年初夏，33歲的漢密爾頓如釋重負的走出了國會大廈，他向國會提交的債務重組計劃終于在第五次國會辯論中得以通過。
雖然獨立戰爭已結束7年，但這個新生國家卻始終被破產的陰影籠罩著。戰爭期間華盛頓的軍隊需要自籌軍費，向法國、荷蘭借貸了大量金錢。
高達5400萬美元的內外總債以及超發貨幣嚴重影響著人們對美國未來的信心，國家信用似乎一觸即潰。
不少人向漢密爾頓建議繼續印鈔來償還債務，但他認為繼續超發貨幣只能讓民眾對國家徹底喪失信息，而缺乏信用的國家更是一文不值更別說戰后的發展了。
漢密爾頓的計劃是:首先發型信譽良好的新美元從而取代信譽不佳的舊美元，其次發放中長期、規范化的新國債，而新國債必須用新美元進行購買，再用回流到政府手上購買新國債的錢去償付舊債務。
事實證明，漢密爾頓的方案成功挽救了一個國家的命運，民眾開始對政府恢復信任，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用新發型的債券償還了2/3的舊債，并通過與華爾街的密切配合使國債開始在市場大量交易，還吸引了眾多歐洲民眾，機構購買美國國債。
這一金融舉措也成為了美國繁榮富強的神奇密碼之一，后來人們將其美譽為“旋轉門計劃”。
每想至此，都不禁為漢密爾頓當年的金融思維所折服，而當我們帶著對金融的敬畏之心跨越一定歷史時空，再次審視一些常態信息時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感嘆。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瓦特改良的蒸汽機作為動力機被廣泛使用為標志的。
對此我們會開始生出些疑問，很多人都知道蒸汽機不是瓦特發明的，他只是對其進行了改良。
1688年，法國物理學家德尼斯·帕潘，曾用一個圓筒和活塞制造出第一臺簡單的蒸汽機。
十年后，英國人托易斯·塞維利發明了蒸汽抽水機，1705年，紐克曼經過長期研究， 綜合帕潘和塞維利發明的優點，創造了空氣蒸汽機。
空氣蒸汽機
難道這些人此前發明的蒸汽機都不能進行實際運用？為何他們卻沒能成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角？當我們利用大歷史觀的思維，將金融的維度引入其中，我們會發現這一切發生的竟是如此的合理或者說精密。
因為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一場金融革命。
第一個次工業革命源于蒸汽機的出現，本質上是一種技術的創新，而任何技術從創新到實際應用中間都有巨大的風險以及無數次的實驗、迭代。這些都需要資金進行支撐，更準確的說是需要長期穩定且償付壓力較少的大量資金進行支持，而債務融資顯然不具備這樣的特點。
當時人們普遍不愿借錢給這種高風險的技術研發項目，這也是為什么瓦特此前的前輩們發明了蒸汽機卻沒有給這個世界帶了更多驚喜的原因，沒人愿意資助他們進行大量實驗以改良或大規模生產。
瓦特肖像畫
瓦特的幸運在于十八世紀末期，股份制公司開始在英國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而股權資金的出資方和使用方更是形成了風險公擔，利益共享的機制。
這也降低了項目獲得資金的門檻并提高了出資人的投資意愿，從而使得技術革新和規模生產也呈瓦特的投資者馬太·波爾敦就以獲得蒸汽機專利2/3為補償，為他試制蒸汽機提供一切費用。而在當時，造一臺蒸汽機需要幾千英鎊，而瓦特一年的工資也才不過35英鎊。
可見即便面對一些習以為常的信息當我們引入一些不同的維度(金融，經濟，社會等)我們可以挖掘出更多的信息以供借鑒或思考，而想要挖掘出這些更具價值的信息就要借助大歷史觀的思考方式。
或者說那些所謂的以史為鑒，本質上是借鑒大歷史觀，而不是個別的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這要求我們要從社會、經濟結構發展來觀察歷史的脈動，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
個體不足以指導我們的實踐，而借鑒包含個體在內的系統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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