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時代的工作服
自新中國成立起，工農是領導階級、兵是工農的代表人物，因此普通民眾服飾竭力與工農服飾靠近，但不能隨便穿上軍裝，潛意識中認為軍與民畢竟還是有區別的。可是當文化大革命戰鼓擂響的時候，先是興起一陣“唯成份論”，即使工農階層，也要向上查三代，如是否都是貧下中農，因為富農雖然也是“農”，卻是被“專政”的對象；而工人必須是產業工人，曾做過車間負責工作的就有“工頭”之嫌，那是要打倒的。在這種形勢下，人們認為解放軍戰士是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的，所以是天然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解放軍服飾形象成了最革命、最寶貴、晟純潔、最可信任的象征 可以想見當年軍服的感染力是驚人的。先是軍人子弟翻出父輩的軍服，一身綠軍裝加褐色皮腰帶，顯得格外神氣。在他們的倡導下．全國各大專院校乃至所有的中等學校陸績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小學也不甘示弱，紛紛成立了“紅小兵”組織，工人、農民開始成立“赤衛隊”，一時“全民皆兵”。不過，這時的“全民”是有所篩選的，如以上各革命組織成員出身及家屬，必須是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 所謂“紅五類”；這些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們，雖然沒有帽徽和領章、肩章，卻有一個鮮紅的印著黃色“紅衛兵”字樣的紅袖章。找不到真正軍服的紅衛兵小將就去買軍綠色的制服，通稱工作服服。這種衣服當然不夠正規，鈕扣是全塑的（真正軍扣是塑料面后裝銅環）．但上面也印有“八一”兩宇，形同于解放軍軍服鈕扣。盡管這樣，穿上也很神氣因為它暗示著裝者出身好，是國內高人一等的公民。如若出身不好，或是近親屬中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所謂“黑五類”，是無權穿用哪怕是仿制的軍服的。6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高潮涌起的時候，警察的制服也全面仿軍服這以前，交通警察冬裝為藍大殼帽、藍衣、藍褲（褲外側夾縫紅布條），值勤交警上衣臀部套白色的長及肩頭的套袖；夏裝為白色大殼帽、白衣、藍褲。盡管這種裝束從面料、款式到做工無法與80年代“后的考究的警服相比，可是在當時的“檢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年代里，還是顯得有些西方都市的嚴謹味道。于是，警服也向軍服靠近，服色改為綠色、大殼帽改為圓頂布質解放帽，黑皮鞋則改為綠色膠布解放鞋。只是帽前依舊佩普徽，以區別于解放軍的紅五星。
將全民著軍便服又推向一千新高潮的是三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早在60年代初，城市中學生里就有響應號召去農村的。1964年一批知識青年奔赴新疆開墾荒地，即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予以編制。所以，知青被歡送踏上遠去的列車的時候，是一身軍綠色服裝，有軍帽但無帽徽、領章，胸前一朵鮮紅的大花，垂下的絹條上印著“光榮”兩個字。1968和1969年，被稱作“老三屆”的高、初中1966、1967、1968屆畢業生開始集中上山下鄉。這時，除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當然著軍便服“外，其他赴內蒙古、云南、江酉、河北、山西等地鄉村集體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也發給軍綠色棉襖棉褲（赴云南插趴知青發綠色單衣單褲）。只有少數的回老家落戶的知青不發給統一服裝。當時，插隊的知青沒有被規定為每天都著綠軍裝，但是年屆17-21歲（甚或還有15歲、16歲和偏大一點）的知青們，覺得統一著裝還是增強了“團隊感”，好像是有所依傍；再者也覺統一著裝有點兒“優越感”，因為一身軍帽、軍衣褲并扎腰帶的穿法，與當地農民那種懶散的軍服形象有所區別。在這種心理趨動之下，知青們不自備軍帽，軍挎包，還要在“軍挎”上鄭重地繡上鮮紅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軍服已經普及，神秘感便轉移到軍服的真假之上，發展到極端時，馬路上常有突然的“搶軍帽”事件發生，當然這必是被識貨的人看出是真軍帽。“全民皆兵”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民兵操練，其中有一個運動是“拉練”，即“拉出去練一練”的模擬行軍。這時，工人、知識分子和在校學生都以一身軍裝為榮，不穿軍便服的穿藍、灰色制服，但也戴綠軍帽，背后一個打成井字格的行軍背包，再斜背一個“軍挎”和水壺，軍挎包的帶子上系一條白毛巾，腳穿膠鞋，一時成為城鄉一景。這種人人穿工作服的時代，隨著“四人幫”垮臺及改革開放的到來才逐漸淡化。